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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WTO时代新命题

在入世五周年这个节骨眼上，如何面对后WTO时代的中国，应是分析2007年之后的未来趋势重点所在。中国在后WTO时代的崛起必将带来更为复杂的连锁反应以及大量新命题，这是考量中国政府和企业、学界智慧的关键时刻。

“中国威胁论”将卷土重来

“大约600年前，明朝的航海家到达这个大陆的东海岸，带回了一头长颈鹿以满足皇帝的好奇；今天，中国的船只在同样的航线定期航行，带回了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商品，以满足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发展的贪婪胃口。”《经济学家》对中国企业进军非洲的描述背后，是西方疯狂地往中国头上扣“新殖民主义”帽子的浪潮。

中国在今年内其实一口气主办了三大峰会：在中非峰会之前，10月底广西南宁举办了“中国—东盟(亚细安)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6月间上海则举办了第五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中国快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是必然的。中国对外提倡“和谐世界”，采取的概念及思维都源自儒家，从对非洲外交的手腕以及处理两岸关系的策略均是如此，但是，仅靠和谐的口号不足以平息外国的喧嚣，中国外交大方略需要更加务实地提升。中国要学好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强国，就要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变为“有所作为”。

“高频率发生的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我们的企业自己造成的，我们的很多竞争确实是没有底线的竞争。”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指出，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因为有些企业可能采取不计成本的出口方式，中国政府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为。“我国在这些方面其实早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关键的问题在于执行。政府应该把这方面控制住，有些成本是底线，不能突破。比如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产品涉及的安全标准等。政府要卡住两点，一方面把国有企业改革改明白了，消除亏损出口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防止企业不断向下走的底线已经有了，关键是执行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些。温家宝总理前几个月出访时就告诫中国企业要注意自己走出去时的行为。让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走上正轨，这是中国政府的新功课。减少甚至逃避环境保护和污染排放方面的投入；降低安全标准；突破劳动力工资的最低标准，甚至克扣工资不给加班费，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该作为了。

在后WTO时代，更大的挑战是中国的国际软实力太低，政府游说能力仍弱。在2006年乃至之前几年，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已经不少受累于此的例子。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往往容易成为当地政客的靶子，为他们提供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争论就是一案。现在，世界是平的，对世界局势，尤其是世界经济越来越举足轻重之际，中国需要提升自己的国际软实力。

管理国际企业的难度

“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主角是中国企业。”近日，麦肯锡北京分公司全球董事施德方表示。第一次浪潮发生在上世纪60～80年代和90年代，主角分别是欧美企业和日韩企业。

在2003年至2004年的6个月内，TCL一举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电视业务、DVD影碟机业务及法国阿尔卡特公司手机业务，被外界誉为“中国大陆的索尼”。而今，TCL却成为一个从“走向世界”到成为一场噩梦的案例。TCL与阿尔卡特建立的手机合资企业去年解散，如今这家中国公司与汤姆逊在电视业务上的合作也即将宣告结束。由于激烈的竞争及对市场走势的判断出现失误，双方建立的合资企业连续数年亏损。

TCL董事长李东生承认，管理汤姆逊业务的难度超出他此前的预期。“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国际化已成了一种必需，而非选择。但它们往往低估了管理国际机构的难度。”中银国际分析师周诚表示，“他们认为，成为英雄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入世五年，外资企业深深渗入中国经济的肌理，其策略和经验，应当成为中国企业认真借鉴的样板。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迫切形势下考量，中国企业要像饥饿的婴儿吸吮奶汁一样向外企成功之道扑上去。

甄别外资为经济安全

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巨大磁石。在WTO的旗帜下，中国引进外资应注意防止财富流失和适度保护民族企业。2006年国内掀起的有关中国产业安全的大讨论，并非危言耸听。

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概念是很模糊的，在学理上和政策操作层面都很难以界定，需要明确几个基本的政策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鼓励外商投资创造财富，防止财富的流失。吸引外商投资，本质上应当是鼓励外商来中国创造财富，要真正吸引到拥有独特投入要素的投资者，而不是财富的瓜分者。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给民族企业一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

美国有那么大的技术经济优势，对中国企业收购其企业却十分敏感和严厉，例如IBM和尤尼科案的并购案就被美国政府叫停。凯雷并购徐工案，却有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来华说项。可见国际形势之复杂。现在中国政府对大量的外资开始进行一些甄别，这是后WTO时代中国必须亮出之“剑”。在2007年之后，中国应当积极利用WTO这类准司法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同时紧紧守住自己的重要产业和领域。

成本上升之忧

在WTO时代，中国影响了全球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已无法达到以前的高度了，原来的发展模式已进入“迟暮之年”。首先，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并非没有止境，从现在到2009年，中国每年的劳动力人口增幅只有0.5%，此后将开始萎缩，从2014年起，每年将以1%的速度减少。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工资水平已经赶上许多即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

廉价资本的好日子也已屈指可数。资本之于中国经济好比汽油之于汽车。例如，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每前行单位距离需要两个单位的汽油，而现在则需要5.5个单位。所以，单位资本的产出率下降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以产出来衡量的资本效率却在下降。随着中国逐渐进入消费社会、家庭储蓄率逐渐降低，将来，资本将变得日益稀缺但会变得更有效率。

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的不断上升将抑制中国的增长幅度。最明显的影响将是，中国扩大其在全球制造业贸易领域市场占有率的能力将受到束缚。而且，从出口制造业转型为侧重内需的服务业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个人创造力。这一命题，将拷问后WTO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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